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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午战争日本以少胜多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4:41:10 阅读: 来源:脱模剂厂家

甲午战争日本以少胜多 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

甲午战争:在慈禧的支持下,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、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。即便他殚精竭虑,仅靠一个人的见识,难免思维有局限,认识有错误,决策有缺陷。

双方开战后,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,实行“专守防御”“保船制敌”,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,拱卫京畿,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。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,遭李鸿章拒绝,结果仅以“济远”“广乙”舰护航两艘运兵船,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,“操江”被俘、“高升”船被击沉,“广乙”搁浅,仅“济远”一舰逃脱,损失极为惨重。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,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,寻找北洋舰队决战,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,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、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,遭受5艘战舰损毁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。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,清廷内外意见纷纷,在“舰队出击”“拼死一战”,还是“水陆相依”“固守待援”的犹豫中,失去了所有的机会,最终导致全军覆没。

中日陆战中,清军将领的畏敌怯战、贪生怕死,与李鸿章的治军同样有着莫大关联。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,在清军占优势的平壤防御战中,竟树白旗、停止抵抗,下令全军撤逃。贪生怕死狂奔500里,逃过鸭绿江。仓皇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,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、被俘500余人,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。

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,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、化为私财;置金州兵寡而不顾,坐观其陷落。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,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,自动放弃大连湾,将大连湾6座炮台、120余门大炮、246万枚炮弹,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,子弹3381万发及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、粮食、马匹、行帐等,拱手留给日军。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。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。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,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。

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时,清军还在顽强抗击日军前锋,但旅顺地区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(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),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,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,随后黄仕林、赵怀业、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,致旅顺轻易陷落。旅顺口9座炮台、78门重炮,加之诸多的粮、弹、军用物资、军港设备,悉数被日军缴获。

日军进攻辽东,清军有7万多人,日军只有2万人,而且供应线拉长,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。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,与敌相持,日军无援兵、缺粮饷,很难坚持,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,但清军毫无斗志,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,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。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:“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,任人宰割,实是现在景象。”

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,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,后逃往烟台。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,缺乏统一指挥调度,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。总兵蒋希夷,受命驻防营口,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,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走,使守城兵力减半,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,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,没等到清军主力救援,营口迅速失陷。

在整个战役指挥中,李鸿章凭个人主观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。黄海海战后,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“有银数百万两,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,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”。御使还奏参李鸿章:“米、煤资敌,释放日本奸细。”所谓“米、煤资敌”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,因其属战略物资,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。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“以示信用”。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。

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,煤炭亦是战略物资(军舰的燃料),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。连外国人都认为“李的立场值得深思”。

最失败的策略:依赖外国调停

中日甲午之战,清廷最失败的策略莫过于寄希望于列强调停,迷信“万国公法”及利益制衡。特别是掌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都是主和派,致使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:“列强必有区处,必有收场”,李鸿章也坚决主张“羁糜为上,力保和局”,于是命令部下“静守勿动”,“保舰勿失”,既贻误了军机,又影响了士气。

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,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,日本侵华“英人必不答应”。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,英国照会日本:“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,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。”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,英国不但放弃干预,还与日本签订了《日英通商航海条约》,以示支持。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:“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,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。”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。

看清英国人的意图后,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,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,与日本有利益冲突。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,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,并不想和日本闹翻,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。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:“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,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,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。”清政府还请求德、法两国调停,结果更是徒劳无益,白白浪费时间。

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,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。美国回复说:“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,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。”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,而是完全倒向日本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:“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,过在中国。”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:“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,如果干涉带来和平,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。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,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,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。”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:“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,背向欧洲列强,面向日本。”这里的面向日本,不是指赢得战争,而是求和投降。另外,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,不仅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,派遣军事顾问,运送军用物资,包庇日本间谍,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。

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,经常会有一些矛盾,但在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。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,对列强“主持公理”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。实际上列强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。当他们看清日本稳操胜券,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。赫德道出了实情:“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,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。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。”

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:“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,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,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,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,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,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,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,自开门户,以迎豺狼。”于是,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,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,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。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,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,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:“我愈退则彼愈进,我愈让则彼愈骄,彼则着着占先,我则面面受制。”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,军事上也彻底失败,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,最后只能投降求和。

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,光绪皇帝下谕旨说:“他国劝阻,亦徒托之空言,应预筹战守之计。”朝臣责备李鸿章,“观望迁延,寸筹莫展,一味因循玩误,险要之地,拱手让于外人”,说得当然很对,但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,还有军机处,还有慈禧老佛爷,都是主和派,而主战的光绪皇帝、翁同龢等没有任何实权,书生意气,空喊而已,拿不出实际的办法。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,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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